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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酒研究

作者:论文空间  栏目:文学论文     更新时间:2019-09-12 16:02   浏览

 
 摘要:唐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号“青莲居士”,被后人尊称为“诗仙”,同时他也有“酒仙”的称谓。李白的很多诗词都离不开酒的酒以诗名,诗以酒名,写下了不不少著名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弥漫着沁人心脾酒香的诗篇。诗与酒在他的笔下得到完美结合,构成李白诗歌交交响响乐中最精彩的篇章。李白酒诗的出现,把中国传统酒文化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在继承历代酒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大量实践,以开元以来的经济繁荣作为背景,以诗歌作为表现方式,创造出了具有盛唐气象的新一代酒文化。他众多的酒诗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诗酒一体的世界。
  李白把酒作为抒发情感的一种物质寄托,将其融入到精神的诗中,表现出极为独特玄妙的情感,焕发出特殊的意象,产生丰富而奇妙的意境。酒在李白身上已转化为生命意志使他的内在情感得以自由地宣泄,个体的意志得以扩张,使他的精神与宇宙自然融为一体在自由的世界中徜徉。在酒中表现真实的自我,抒发人生的理想,挥酒生命的热情,虽然有时李白也借酒浇愁,他饮酒的行为更多的是豪放飘逸,酒脱不拘。李白的饮酒诗带给人们的是自由进取取,是仙风侠韵,而不是苦闷与颓唐,更不是纵欲的放荡。
  李白通过诗歌的创作抒写自己的人生理想,展示自己的人格风采。酒、诗与李白的个体合为一体,观李白的酒态可以看出他的诗情,读李白的诗歌可以想见其人格。目前,人们大都是就李白的酒诗本身和李白所处的时代来作文章,对李白诗歌中的酒意象和中国传统酒文化的关系研究,以及李白的酒诗对后来文人及唐以后中国酒文化的影响没有系统的论述,所以本文拟以李白诗歌中的酒意象为考察对象,采用分类和比较的方法,从酒意象溯源,李白诗歌酒意象生成的原因和唐代酒文化的时代特色上,论述李白诗歌中的酒意象的总体精神特质及对后来中国传统酒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 李白 酒诗 酒文化
   李白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同同时,李白又是一个非常喜欢饮酒并且饮得比较多的诗人,自称酒仙。他写的《金陵与诸贤送权诗意序》的结尾说:“举目四颇,霜天峥嶸,衔杯叙离,群子赋诗以出钱,酒仙翁李白辞。”李白往往把饮酒与做诗联系在一起,所以,李白的酒诗很多,历代以来褒亦有,贬亦有,在当时杜甫就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从话》载有王安石语“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不知其真伪,但对李白诗与酒的关系,讲得颇为中肯,虽然恨其过度贬低李白,我亦觉无酒就无李白,无酒便无李白诗。
    目前,人们大都是就李白酒诗中的的一些篇章本身和李白所处的时代来作文章,对李白酒诗的系统梳理,李白酒诗和中国传统酒文化的关系研究,李白诗歌的酒意象研究以及李白的酒诗对后来文人及唐以后中国酒文化的影响没有系统的论述.意象研究也是近年来诗歌研究的热点。唐代诗评家司空图说:“意象欲出,造化已奇。”(《二十四诗品》)贺天忠认为“意象”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诗学理论形态。”孙宝安在《融象中国古典美学的语言哲学之思》中认为“美”范畴与“意象”范畴都是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耀辉在《文学文本解读》中认为“诗的文本意义正是通过意象的创造而得到传达的。”外国诗人和理论家对意象作用也都有充分的认识。亚里斯多德说过:“心灵没有意象就永远不能思考。”英美现代诗的宗师艾略特提出了著名的“意象论”,并一度形成了著名的意象诗歌流派。英国文学批评之父德菜顿( John Dryden)认为“用意象描写,这本身就是诗歌的顶峰和生命”。
  李白在继承历代酒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大量实践,以开元以来的经济繁荣作为背景,以诗歌作为表现方式,创造出了具有盛唐气象的新一代酒文化。说李白是中国酒文化之集大成者,并不过分。李白对中国酒文化的影响响和贡献主要是在精神上,将饮酒提高到到了一个哲理的层次,“形成了心系忧愤、把酒长志存魏阙、以酒解忧、心念同道、以酒交朋,心幕贤圣、把把酒问天的人文精神”。
  李白与酒有关的诗歌在其诗歌总量中占有极大比重。历代以来褒亦有,贬亦有,在当时杜甫就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有王安石语“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不知其真伪,但对李白诗与酒的关系讲得颇为中肯,虽然恨其过度贬低李白,我亦觉觉无酒就无李白,无酒汹便无李白诗。晚晚唐诗人郑谷在《读李白集》诗中曾惊奇的说:“何事文星与酒星,一时钟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着人间伴月明。”皮日修在《李翰林?负逸气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为真放焉》中同样赞美他:“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魂。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中草乐府,十幅笔一息。”元代的方回说过:“诗与酒常并言,未有诗人而不爱酒者也。虽不能饮者,其诗中亦未尝无酒焉。”(《瀛奎律髓汇评》)清代的宋大樽也说过:“宜言饮酒者莫如诗。饮,诗人之通趣矣。”(《若香诗话》)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我曾经就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四百多首中作了个初步统计,凡说到饮酒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作为一个对照,我也把李白的诗和一千五十首作了初步统计,说到饮酒的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李白与杜甫》)有人也对李白诗中有关酒和饮酒的词作个初步统计,李白诗中出现的酒字有一百一十五处,降字一百一十一处,字十八处,的字二十二处,杯字十八处,梅字十四处,其它如、渌、程、酸、酩、玉浆、玉液、玉玉觞、玉壶、玉碗、金樽等有二十四处,加起来有三百二十二处。在黄天禄主编的《李白酒诗注》选录了李白与酒有关的诗歌二百五十一首,“全面地反映了李白对酒的看法和对酒的描写”(谭文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饮酒诗在李白诗中所占比例非同一般,李白显然是诗酒不离的了。但我们若仔细去分析其诗内涵,挖掘其意境,就得出一个结论:无酒就无李白,无酒就无李白诗歌。
  李白酒诗数量众多,诗中出现的酒意象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诗人的地方,他是承载作者情感的一个载体,也就是“意象”。“意象”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是中西方诗歌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构成诗歌艺术的基本条件之一。意象是什么?这一术语属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文论。在《周易》里就能见到这样的说法:“立象以尽意”。这里的的“象”主要是指象征,“意”是指伦理,宗教的思想内容,同后来文艺评论里使用的“意象”的含义不尽相同,但也并非毫无关联。因为象征的形状应当同对象的外貌有一致之处,“象”的含义与摹拟,仿效相似的含义相一致。通过它可以摹仿对象的外貌和待性可以说,“象也者,像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似诸其形象,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在后来的文艺评论中,“意象”成为文艺创作构思的成果,刘讲列“窥意象而运斤”,皎然结合着“比”、“兴”的理解认为:“取象曰比,取义日兴,义即象下之意。”这些评论里的“意象”切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形象”及其创作想象。中国的“意象”术语字面上就给人提供了一个方便,把艺术形象的创作想象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作了明显的标示和区分,一日“意”,一日“象”,这一点比外国一些类似的术语更优越,倒接近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说法一用“形象来思考”和“寓于形象的思维”。
  意象的本质就是物象与主体情、意、理、趣、味相契合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钟嶸《诗品序》里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歌意象是意象中的一种。意象是中国古诗词创作与鉴赏的焦点,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古典诗歌一般以意象见长。为了满足严格的形式美要求,古典典诗歌善于“立象以尽意”,追求以象涵意、意象浑然一体,以精省的、较感性化又较含蓄的方式实现内外宇宙的统一,在一些成功的物象、事象、言象里往往从不同角度隐括了深刻的人性。这些都有助于诗歌象征形象的构造。
  《诗经》中的以“比兴”方式创作的篇章,不少可以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披较自觉的象征作品。但是“《诗经》中的象征物,基本都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习见的鸟兽草木这些自然事物,象征物与其象征意基本上是单纯对应的,差不多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理解和运用,没有出现艺术虚构的喻象。”屈原等楚辞作家突破了这一局面。由《诗》而《骚》标志着我国文学由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的飞跃。同时屈原也大大强化了我国文学象征世界的政治化取向。在屈原的艺术想象中,喻体和喻意已不再单纯。楚骚对传统的比兴意象进行了创造性继承,构筑具有时代、个人特征的艺术世界,从而寄寓对人生价值特别是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这为后来许许多多的象征作品开辟了道路。
  意象是诗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诗歌创作离不开意象,意向的选择只是第一步,是诗的基础,诗人的聪明往往就在于他能创造一个或一群新奇的的“意象”,来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读者只有在领悟意象寓意的过程中,才能把握诗歌的内容,领会诗歌的主旨,进入诗歌的意境,感知诗人的情感。一般来说,诗像不像诗,有无诗味,主要看意象,意象是诗辞研究的起点。
  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审美活动而创造出来的物化或固化后的种艺术形象(形象锥形),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象的有机融和统一;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融合的产物。它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的主观情意。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是生活的外在景象与诗人的内在情思的统一:是诗人感情外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有意义的形象。
  “古典诗歌中的意象大致可分为生物意象和非生物意象。”生物意象,主要是一些具有典型性的植物、动动物喻象及其喻意。非生物意象可分为自然与人为两大类。自然意象包括日月风雨、山、石、水等;人为一类意象,以道路、宫室的门及某些日用器物烛、剑、镜的形象较为富有象征意义,诗歌中的酒意象应该属于这类意象。
  “酒”是我国古代诗人(词人)特别喜爱、钟情的一个传统的审美意象。中国古代诗歌儿乎没有不言酒的,第一次有意识地赋予“酒”意象独特审美内涵的是魏时期的诗人。著名诗人曹植、阮籍、嵇康、陶陶渊明等都是以饮酒、咏酒驰名的。但这些诗人大都是借酒来抒发他们的抑郁和不得志。曹植,作为一个壮志未洲却无力回天的志士仁人,在政治的高压下,纵有再大的悲愤与不满,也无力改变事实,只有无奈地慨叹,就在这种处境危殆,心情沮丧,悲愤已极的情况下,他与曹彪置酒话别,借了酒胆,在《赠白马王彪》一诗中,他对朝廷中奸臣当道,淋淋漓尽致地骂了个痛快:“…,,…重鸟鸣横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此更惹恼了魏文帝曹不,愈发欲加害曹植,并以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罪里名,一度由王被贬为侯(安乡侯),并令其七步作诗,不成则行大法。曹植的痛苦可想而知。阮籍有才智与报负,可惜阮籍生不逢时,一生没有成就什么大的功业,他选择了饮酒而狂的人生,使他保全了血肉之躯,诗使他平衡了精神世界。但嵇康还没有阮籍的酒脱,所以遭到了杀身之祸。这三个人,还只是在生活中与酒不可分离,他们的作品中跟酒有关的诗歌还不形成规模,集中写饮酒以致形成一种文学的主体是从陶渊明开始的。作为一个文人,酒真正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宗白华先生说过:“汉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必然会有无数的烦恼。尤其是诗人,他们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经,是社会苦痛最忠诚的承担者,所以,他们借饮酒赋诗作为精神寄托与韬晦免祸的手段,也借酒来表达对人生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感慨,这些总让人感到消极和无奈。
  自此,我国古代的“酒诗”便以其特有的风貌影响着后世的诗词创作。到了唐宋时期期,不少诗人(词人)借鉴、扬弃了前人的诗酒流韵,又赋予“酒”意象独特的象征意义,而不单单是解忧消愁,李白的酒诗就是如此,诗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诗人的坚定的信念和远远大的志向,从而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酒诗词”的骨力和风韵,使之在我国古代诗(词)坛上流流溢溢出醉人的馨香,倍受历代读者的喜爱。酒作为诗的一个意象,不但具有跨越时空、贯穿古今的活力,而且具有变幻无穷、不断新的魔力。酒文化在诗中的意蕴千变万化,诗的意境和主题就千差万别别。在诗饮量的大小、饮速的快慢、饮者的多少等因素直接决定着诗境的美学效果,诗人的情感起伏,诗情的格调定位。诗歌中有了酒意象,读者就会在朦胧的醉意中,步入丰富多彩的诗意境界,体味深蕴隽永的诗歌意旨。
  诗至唐而极盛。除了前文提到的李白的酒诗以外,杜甫的诗中关于酒的也有三百多处,其比例也要占三分之一以上。前人对白居易的诗,也作过统计,方《泊它编》卷上说白诗“二千八百首,饮酒者八百首”。可以说,在琳琅满目的唐诗中,到处都弥漫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酒香,折射出唐代酒文化的风彩。假如唐诗中没有了酒,那么唐诗将会失去多少醉人的魅力和迷人的光彩。
  李白酒诗的出现,把中国传统酒文化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在继承历代酒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大量实践,以开元以来的经济繁荣作为背景,以诗歌作为表现方式,创造出了具有盛唐气象的新一代酒文化。说李白是中国酒文化之集大成者,并不过分。他诗中众多的酒意象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诗酒一体的世界。
  中国是酒的故乡,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酒又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
  中国古人将酒的作用归纳为三类: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成礼。几千年来,酒的作用并不限于此三条,起码还包括:酒以成欢,酒酒以忘忧,酒酒以壮胆。酒也使人沉湎坠落,伤身败体。酒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中华酒文化中的丰富内涵,会给人们带来乐趣和启示。酒的强烈的剌激作用,能焕发出人们隐蔽在内心的本真之性,所谓“酒后吐真言”正是如此。
  如果要把酒文化约略地梳理一下,先秦的史籍不说,从司马迁的《史记》算起,历代都修有史书,这些史书的纪传中,记录下来的和酒有关的人物事迹,多到没有人能把它们搜集编撰出一部囊括全部酒人酒事的书来。何况在正史之外,还有大量的野史、笔记等私家著作中所记述的绝不少于正史的酒人酒事的内容。历代以酒为专题的著作,如酒史、酒经之类,都只能挂一个漏万地涉及极小的部分。
  光是历史上至为著名的的“酒酒徒小集团”,略举之有“竹林七贤”,即魏晋政局险恶时期避于酒乡的阮籍、嵇康、刘刘伶、向秀、山涛、王戎、阮成:西东晋之间的“充州八伯”,即同在兖州的中兴名士羊曼、阮放(宏伯)、郗签(方伯)、胡毋辅之(达伯)下壶(裁伯)、蔡谟(郎伯)、阮孚(诞伯)、刘绥(委伯):羊曼、阮放、阮孚、胡毋辅等四人南渡到建康康(今南京)后,又与谢鲲、毕卓卓、桓彝、光逸等四人终日聚饮,被称为“八达”:唐代有有以杜甫的名篇著称的“酒中八仙”,即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同时又有以李白为首的“竹溪六逸”,即和李白同时在山东任城徂徕隐居沉饮的孔巢父、裴政、陶沔、韩准、张叔明:此外名声不甚显著的酒友集团不胜计数,而这些著名酒人,其中每人都有多种流传于史册的关于酒的故事常为后世诗文所引称。
  至于酒人以酒为自己命名的人,在西汉有自称“高阳阳酒徒”的鄅食其,自自称“酒狂”的饶宽:;魏有自称“酒徒”的蒋济;唐有自称“五斗先生”的王绩,自自称“酸王”和“曲部尚书”的汝南王李进,诗人元结自号“醉民”,诗人白居易谪居江州时自称“醉司马”任河南尹时自称“醉尹”,为太傅时自称“降傅”,又总称为“醉吟先生”,皮日休自号“降士”,诗僧可朋自号“醉朋”,又号“醉髡;五代后蜀常聿修自号“呷大夫”;北宋宋隐士种放自号号“云溪醉侯”,欧阳修自称称“醉翁”。其他以酒自名的历代不绝,可见钟情于杯中物的人之多。这些文学史上的煌煌巨星,无疑都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酒文化做出了贡献。
  这些狂客,如溯本探源,大抵都以道家哲学为源头,以庄子为宗师。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庄子?达生生》中称醉者神全,即使坠马也不会伤筋动骨。其实是以醉态做世,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维持一己独立人格,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后来唐瘋僧广陵大师说“吾辈清中狂外”,可以拿庄说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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