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浙西航线文学研究

作者:论文空间  栏目:文学论文     更新时间:2019-08-23 09:05   浏览

 
  摘 要: 浙西航线是指上接新安江流经建德、淳安、富阳、桐庐,向东经杭州湾注入东海的水上交通线路。它作为功能地域概念,反映了东晋南朝浙西城市的空间分布以及浙西与皖南的交通网状结构。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视角,是东晋南朝文人行旅的一条重要交通之路,能够显示出东晋南朝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的一些基本特点,有利于考察地域、交通和文学的关系,把握东晋南朝不同地域文学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 东晋南朝; 浙西航线; 地域文化; 文学研究
  跨学科研究成为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趋向,将交通与文学联系起来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项。本文借助地理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考察东晋南朝地域、交通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东晋南朝浙西航线之说,并就其和东晋南朝文学的关系与存在意义加以论证。
  一、东晋南朝浙西航线的定义和成因
  浙西为政区地理古名,指今浙江省,所谓浙西航线也在此,呈自西向东走向,接新安江,流经建德、淳安、富阳、桐庐等地,从杭州湾注入东海,构成一条连贯的文人活动路线。就来历而言,它是对现代地理航线概念的借用,是一个功能地域概念,是一个诠释东晋南朝文学生产、文学传播规律的新视角,意在从文学角度对城市、交通、文学三者的关系进行分析。这条航线与东晋南朝的现实中的航线有重叠的部分,它以流经的城市为点,以河流为航线,将文人作为主体。界限大体明确,架构基本稳定,构成要素清晰,文学意义重大。浙西航线水系的利用开发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水路交通的便捷因素
  东晋南朝受战争影响,马匹多被征用为军马,常人出行或货运采用牛车、驴骡车甚至肩舆。但畜力及人力车在速度及载重量上都有限制,且遇到畜疫或者道路问题,路上交通就会产生诸多不便。而水上交通不需车马,可避免道路的颠簸,规避山野强盗,而且速度较快,是当时最便捷的出行方式。因此大量的文人赴任、贬谪、行旅、漫游都会选择走水路。
  2. 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浙西拥有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河流。浙西航线的上段新安江发源于安徽黄山,流经建德、淳安,向东汇入富春江,流经富阳、桐庐两县,下接杭州西湖,最后经杭州湾注入东海。叶浅予《富春江游览志》云: “( 富春江) 在浙水之上游,离杭州水程只四十里,在海运未通前,为闽、广、徽、籍往来通道……时至今日,行旅虽趋捷径,要亦未失,浙江上游交通枢纽也。”可见浙西航线连接了浙西、浙东、浙南以致福建,是皖、闽、赣三省的水上动脉,在古代倚重水路交通的情况下,尤受重视。
  3. 受东晋南朝流贬、“三年一清定”“州、郡察
  举制与明经考试相结合”的选官、任命制度影响这几项制度将文人与这片地区联接,具有遣发和聚拢文人的功能。受制于当时的城市布局和交通网络,文人的行程路线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自西向东,沿着浙西航线行走,诗歌创作分布也与交通线路走向大体一致,文学活动主要在此间进行。
  4. 政治中心的南移以及人口的迁徙推进了南北交通的开辟
  西晋末开始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东晋南朝都在南方发展,使南方人口在三世纪中叶首次达到了与北方大致相等的数量。李凭《华夏文明与江南文明的融合》指出: “东汉末年至三国西晋之间,在中原发生一系列战乱……动荡不安的政局引起频繁的移民,大量中原人民从长安、洛阳等地流散到河北、河西和更远的江南。”左思《吴都赋》这样描绘: “其四野则珍啄畷无数,膏腴兼倍。”当时江南甚至流传着“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的俗语。连年的天灾人祸使北方人民对南方产生了向往。晋朝迁都至远离战火的建康,建立了东晋政权,建康成为东晋南朝都城。政权中心的南移往往伴随着人民的强制性迁移,各阶层都被要求随都城的转移而迁移。据《晋书·地理志下》载,吴郡户数为 25 000,到《宋书·州郡志》时增长到50 488,增长了25 488 户。刘宋时期户口隐漏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户口的大幅度增长只能说明实际人口增长的幅度更大,这种增长的合理解释就是得益于外来移民。他们的南迁带动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对南方地区交通线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政策支持。优越的地理位置、水上交通的便捷、特殊的选官、任命制度和政治中心的南移,使这条航线上的行人往来络绎不绝,为浙西航线成为东晋南朝“文学生产传播之路”奠定了基础。
  二、东晋南朝浙西航线的空间结构、交通网络和城市布局
  浙西航线作为东晋南朝文人交通圈,具有如下特征。首先,“点—线—面”的空间布局和结构特征十分突出。“点”指浙西航线沿途建德、淳安、富阳、桐庐等十多个重要城市,“线”指将这些城市连接起来的浙西水陆交通道路。在城镇分布上,靠近河流、交通线路的城镇多,反之则城镇少。“面”有两个,指经过浙西航线向东、向西辐射的广大区域,浙西航线以西为浙西,以东为浙东。这几个“点—线—面”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内在联系、递相影响的。都城建康作为最先发展起来的核心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它外围区域的文学产生涓滴作用,特别是浙西,地处都城建康的东南方地,从建康到浙西没有险峻高山阻隔,从地理因素来看浙西受建康慢慢影响和带动发展,改变区域内外文学发展不均衡的状态,缩小了区域间文学水平的差距。其次,浙西航线沿途城镇分布均衡,航运畅通,候馆客店鳞次栉比。以航线为中心向西辐射,除了通过水道,更有若干条驿路将浙西与都城建康联接起来,组成一个巨型交通网。若对其加以简述,则是以从新安江发源向东注入杭州湾的浙西航线为枢纽,以新安、杭州作为枢纽的两端,以歙县、新安、建德、富阳、桐庐、钱塘、杭州等区域城市作为伸向四翼的轴端,通过这个交通构架来对国家的辖区施行有效的管理。《晋书·潘岳传》载,西晋时的国内交通情形是“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可见当时交通之便捷,道路纵横,行旅颇盛,逆旅众多,无论冬夏旅人都会有休息、歇脚之地。东晋南朝又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富阳县志》载:“富阳为水陆通衢,置邮传命,兴德之流行并速,则小民均食服矣。”可见当时富春江航线津口逆旅遍布,来往人员众多,经济发展较快。偏远村镇道路馆驿稀少,但也有许多寺庙供行人休整,杜牧《江南春绝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这一时期真实的写照。试想一个帝都建康都有这么多寺庙,那整个江南寺庙会有多少,其带来的交通便利之大,可想而知。纵观东晋南朝,重要城市以建康为中心,自北向南梯次布列,呈自东北向西南带状分布,政权中心汇集名士最多,向外呈递减趋势。这种布局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下文就将此详述。
  三、东晋南朝浙西航线的文学效应
  浙西航线作为一个文学研究的功能地域,给东晋南朝文学带来了一系列的促进效应。第一,从地域、时代和文学的关系看,有助于奠定东晋南朝秀润的文风。浙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的地域风气。文人生活于此,为此方风土所浸染,形成了六朝文学独特的温清秀润之气。浙西航线沿途拥有江南地区所独有的秀丽明媚景色以及密集的人文景点。文人感于浙西山川风貌,“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 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 ,从而创作出与其他朝代和地区气质不同的秀润之作,而不会有西北黄土地孕育出的悲凉厚朴混茫之气。外地文人赴任、远调经过浙西航线沿途定会被它天下独绝的奇山异水所吸引,所慑服,感悟江山风貌、追忆名人将相,往往都会留下动人的诗篇或文章。特别是向东经过富阳至桐庐的一百许里,缥碧的河水与高耸的山峰伴随着两岸“嘤嘤成韵”的鸟鸣声,看到“子胥渡口”“七里扬帆”,经过这里的文人对于奇绝风景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晋书》卷九九《殷仲文传》及《世说新语·假谲》载,殷仲文迁为东阳太守,意甚不平。临当之郡,游宴弥日。行至富阳,慨然叹曰: “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即点出了山川形势对于人物成长的关系。谢灵运永初三年遭到徐羡之等人的排挤,出任永嘉太守。赴任途中,他沿着浙西航线欣赏了浙西的美景,写下了《富春渚》《七里濑》《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夜发石关亭》等多首作品,实为最早的东晋南朝山川纪行组诗,谢氏也因此而成为吟咏浙西山水的第一人。梁代文学家吴均《与朱元思书》: “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 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沈约《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 “洞澈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万丈见游鳞。”都是同类作品。沈约诗中多次描写的浙西风景,要说与浙西航线的布局走向无关是不合理的。此外,浙西自古以来的隐逸文化吸引大量慕名而来的游人。上古时期采药求道结庐东山的桐君、东汉高士严子陵、南朝名士戴颙等隐士都给浙西奠定了隐逸文化的渊源。魏晋文人爱好游仙、采药,浙西航线作为他们游览吴越的主要路线,吸引了后世大量慕名而来隐居、求仙之人,他们沿着浙西航线凭吊赏玩,贡献了大量隐逸、山水诗。这些都为东晋南朝山水文学创作做了必要准备,说明文人在浙西的游历能够影响到诗的题材内容和意境风格。经过浙西航线中水流湍急、险峻部分,再加上赴任、迁转或迁谪时期不同的复杂心境,离京远行,都有一种眷顾和瞻恋心态。说明政治优势和地理优势能够影响到文人心态及诗文风格。
  参考文献/毕业论文
[1]周天放,叶浅予.富春江游览志[M].上海: 时代图书公司,193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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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M].福州: 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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