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和诗歌批评

作者:论文空间  栏目:文学论文     更新时间:2019-08-16 09:26   浏览

 
  内容提要 在中国当代外国文学理论批评界,袁可嘉曾一度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在外国文学批评理论领域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 他年轻时就开始涉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和批评,对之予以高度认同并深受其影响。他先后在建国后两个时间段涉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理论思潮的研究和批评,其一是五六十年代,其二是改革开放之后。可以说,在第二个时间段,袁可嘉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几乎所有介入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论争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都要引用袁可嘉的权威性批评论断,并就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尽管“现代派”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袁可嘉等人建构出的一个概念, 但客观上也代表了中国学界研究现代主义文学的水平。 作者认为,袁可嘉在英美诗歌批评和诗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被人们认为是一位有思想、有理论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有深厚学术造诣的文学批评家。 本文从这两个方面评论了袁可嘉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 认为他是中国当代外国文学批评界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
  关键词 袁可嘉 现代派文学 后现代主义 诗学理论 英美诗歌
  在改革开放初期, 在中国当代的外国文学理论批评界,曾出现过一个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的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涌现出一批有着深厚学术造诣、 同时又不断地以自己的理论批评洞见介入当代外国文学批评的学者型批评家。 袁可嘉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客观地说,他的诗歌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 而且也不算多产, 因而在他去世时不少人甚至忘记了他曾经是一位锐意革新的“九叶派”成员,而文学批评界和学术界却对他在积极引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面给予高度的认可。 其实这正是袁可嘉的幸运。 他大学毕业后早早地就开始专注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因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他在当代外国批评理论领域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 早在建国前他就开始涉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和批评, 对之予以高度认同并深受其影响, 他所跻身其中的现代文学中的诗歌流派“九叶派”就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 虽然这一流派在诗歌上的成就为人们所褒贬不一, 但它至今仍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批评家和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可见它的影响至今仍持续着。 正是基于他的这一优势,他先后在建国后两个时间段涉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理论思潮的研究和批评, 其一是五六十年代, 其二是改革开放之后。 可以说,在第二个时间段,袁可嘉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 几乎所有介入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论争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都必定引用袁可嘉的权威性批评论断,并就此表明自己的态度。 同时也正是基于他的这一独特的创作和批评以及中外批评和学术研究的“两栖”人的身份,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英美诗歌批评和诗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被人们认为是一位有思想有理论的学者, 同时又是一位有深厚学术造诣的文学批评家。
  袁可嘉(1921-2008)是浙江余姚人,1946 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 历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翻译,外文出版社翻译。 自 1957年起,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晚年长期定居美国,并在纽约去世。
  袁可嘉一生著译甚丰, 尤以诗歌翻译和理论批评见长。 著有 《西方现代派文学概论》《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论新诗现代化》《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文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主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 》《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等。 他的大部分著述和论文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即使在那些纯粹的学术研究论文中, 人们也不难觅见其作家和批评家的身份。 他的批评理论主要集中体现在他的专题论文集 《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1993 年出版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虽然对早期关于现代派文学的划分作了修改, 但基本内容仍是早先的这本论文集扩充。
  一、现代主义文学的推进者、实践者和批评者
  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曾两次登陆中国,并先后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和 80 年代掀起两次高潮,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一个与其西方同行同步发展的现代派文学。 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首次登陆中国时袁可嘉才刚刚出生的话, 那么在其第二次登陆时,袁可嘉等人的推波助澜则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客观指出的是, 袁可嘉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确实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种复杂的矛盾关系。 这一点与他的前辈同行朱光潜、杨周翰和王佐良等学者型理论家和批评家有很大的不同。 袁可嘉虽然在年龄上较之杨周翰和王佐良二人不过年轻五六岁,但由于他未能在建国前留学西方名校,因而大学毕业后不得不从最底层的助教干起。 文革结束后,杨、王二人早已成了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界的领军人物, 而袁可嘉还得一步一步地依靠自己的勤奋著述在学界拼搏并竞争高级职称,这倒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成就了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 他并没有像朱光潜那样专注于美学和文学理论,也没有像杨、王二人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英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批评上, 倒是选择了自己所熟悉并曾有着浓厚兴趣的一个领域———英美现代文学,或更确切地说,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并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写下了一些批评文字。 这对于我们全面地考察他的批评道路和学术观点十分有用。 按照他自己在《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序”中所坦诚的:
  我研读现代派文学开始于1946-1948年间。 当时一面做新诗,一面写评论,对现代派的长处讲得多,对它的弱点视而不见。解放后,这项工作停止了。 六十年代初在“批判资产阶段思想”的旗号下,我对现代派又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然后又是一个长达十二年(1966-1978)的停顿。 一九七八年以来,我深感对西方现代派文学需要按照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再认识,作出新估价。 “现代派论” 这辑十篇文章就是这样情况下的产物。①由于袁可嘉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是断断续续的,因而所掌握的资料也并非完整。 这体现在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文章中很少直接引证西方学者的最新著述, 偶尔提及一两位西方的批评家及其著述,也未标明原书的题目或版本,也许这正体现了那一时代的学术和批评风气。 但是这倒使他的著述更接近文学批评而非文学学术研究。 例如他在自己讨论现代主义文学的文章中只简略地提及美国的批评家欧文·豪 (Irving Howe)和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 这两位美国批评家的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他们对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和研究。 而袁可嘉则别出心裁,将他们的著作中所提及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历史先锋派的文学创作也纳入他的广义的“现代派”的范畴。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来, 中国的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的时间正好与英语世界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讨论同时进行,这就使得“现代派”在中国的语境下成了一个“建构性”(constructed)的术语和概念。当然,在该文集中,也收录了一篇题为《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短文,其中除了再次提及哈桑及其早期的著作外, 还提及了另两位介入早期英语世界关于后现代主义讨论的作家型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大卫·洛奇(David Lodge),而对这一时期已经出版理论专著并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有相当影响的一些理论家和批评家, 如利奥 塔 (Jean -Fran觭ois Lyotard)、 詹 姆 逊 (FredricJameson)和 卡里内斯库 (Matei Calinescu)等 ,却 只字未提, 因而在中国当代兴起的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与当时国际文学理论界的前沿理论讨论是脱轨的。 应该说,他的那篇写于 1982 年的短文只是浮光掠影般地介绍了在欧美国家方兴未艾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即使在 90 年代中国理论界如火如荼的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中, 也很少有人提及那篇文章。 但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不管当年是出于误读还是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或是与国际理论批评界的脱轨, 袁可嘉至少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和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带有他本人的思考和洞见。 因而若是他的一些批评文字用英文撰写的话或许也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并代表中国学者提出关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看法。
  二、作为诗人-批评家的袁可嘉
  如前所述, 袁可嘉作为当代并不多见的集诗人、翻译家和文学批评家为一身的学者,对英美现代诗歌也有着精深的研究, 而且与别的研究者所不同的是,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因此在他的批评和研究文章中, 他不时地从英美诗歌原文的翻译入手,让读者对所批评的诗歌有着直观的感觉,然后再运用他的丰富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知识对这些诗歌进行理论分析和评论。輥輴訛可以说,袁可嘉在英美诗歌批评方面的成就应该高于他的关于现代派文学的批评,尽管所产生的影响远远不如前者。也如同他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思潮的浓厚兴趣一样,袁可嘉研究英美文学的切入点是诗歌。除了他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涉及小说和戏剧外,他很少单独评论小说家和剧作家,而是把大量的文字倾注于他所钟爱的诗歌上, 他评论的诗歌大家既有英国的小民族诗人彭斯和叶芝, 也包括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拜伦和雪莱,更涉猎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 威廉斯和奥尔生, 此外, 他还广泛涉猎了英美的传统和现代歌谣。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评论实践。 当然,除了彭斯是他早年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译介和评论的苏格兰诗人外, 他主要关注的还是现当代英美诗人, 其中尤以现代主义诗人为最。 在该文集中的《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诗歌》一文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以一九一二年为起点的美国新诗歌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两个中心和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个中心在伦敦,是一群寓居伦敦的美国诗人,以托麦斯·艾略特(1888-1965)为代表”, 这批人有着深厚的英国文学传统的积淀,“讲究旁征博引,有浓厚的学究气;他们虽然也使用自由体和口语, 但还是着重雅致、 机智和雄辩,喜欢吊书袋子”;而美国现代诗歌的“另一个中心是在纽约, 住在美国本土上的诗人们, 以威廉斯·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为代表,他们强调用美国日常口语(包括粗话、下流话)写个人的生活经验”輥輵訛。 虽然此时已经在中国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首席评论家著称的袁可嘉并未使用诸如“现代派”或“后现代主义”等术语,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位兼从事诗歌创作的批评家的身份来评论美国诗歌的。 因此,在英美诗歌造诣颇深的袁可嘉看来,当代美国诗歌的水平并不高:战后三十多年来,美国诗坛并没有产生足以与叶芝、 艾略特和奥登相比并的大诗人,看来总的水平是不如二十、三十年代的。 但它还是表现出了活力。 在摆脱了学院派的禁锢以后,美国诗歌又有接近实际生活的倾向,在表现方法上也显得自由灵活一些,特别是好懂一些,这应当说是一种健康的动向。 輥輶訛在另一篇题为《威廉斯与战后美国新诗风》的文章中, 袁可嘉从一个新诗人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威廉斯的偏爱, 他在比较了艾略特与威廉斯的创作后总结道,“在诗风上,学院派是主知性的,比较抽象,有书卷气,讲究复杂技巧,在曲折隐微中见功夫;乡土派是主感性的,自然亲切具体,以浓郁的生活味、人情味见胜”輥輷訛。 这也许与他早年致力于译介和评论苏格兰诗人彭斯及其作品时对乡土派诗歌的钟爱不无关系。袁可嘉评论美国诗歌的一个特色就在于,他有一种史的观念, 也即从不孤立地评论某一位诗人, 而是将其放在与以往的诗人的比较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零散的诗学洞见,这无疑得益于他本人作为诗人的一个优势。 在一篇题为 《从艾略特到威廉斯———略谈战后美国新诗学》一文中,他再次讨论了这两位诗人,并介绍了在中国知名度并不高的当代诗人奥尔生。 他在粗略地分析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后概括道,“从近二十年来美国诗歌的实践看, 威廉斯和奥尔生的创作路线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由于强调描写一切生活经验,不分重要与否,诗的题材是扩大了,但也变得浮泛了。 不少诗作处理的是渺不足道的小事情,作者又缺乏提炼这种素材的能力,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輦輮訛虽然在这篇文章中,袁可嘉未用“现代派”等概念来评价这一诗风,但他却以一个诗人的直觉和悟性感受到了此时美国文学界的某种“后现代主义”氛围,他称其为“后期现代主义”,但是却认为这一现象十分复杂而未进行深入讨论。 在这方面,他的美国同行哈桑倒是往前走了一大步。 在哈桑看来,“描写一切生活经验”正是“崇尚经验的直接性”的具体表征,而“缺乏提炼这种素材的能力”则是“碎片化描写”的表征,而这两点恰恰是哈桑所谓之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两大特征, 而他的中国同行袁可嘉则未洞察到这一点并加以理论概括。
  三、结语
  今天的新一代外国文学研究者也许会忽视袁可嘉的英美文学研究和评论, 但是就他在推进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和批评以及英美诗歌评论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而言, 他的拓荒和启蒙作用是无法忽视的。 正如青年批评家李章斌中肯地指出的, 今天的批评家仍未全然忘记袁可嘉对中国新诗现代化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袁可嘉无愧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建构中走在最前沿的理论家之一, 他吸取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和理论家的诗学理念, 针对中国 1940 年代的文学语境和创作趋向,提出了一系列卓有见地的理论主张:在大的目标上,他提出了建立一个‘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综合传统’的总体主张,而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他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构想;在批评理论方面,他则力图建立一个‘戏剧主义’的批评体系”。輦輵訛对于这样的评论我也认同。 当然,全面评价袁可嘉之于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理论的贡献并非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是应该承认,袁可嘉在中国当代外国文学批评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兴起于中国 80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就从质疑他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评判入手,可见,袁可嘉的批评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深入研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无法绕过的一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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