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

作者:论文空间  栏目:文学论文     更新时间:2019-08-29 09:29   浏览

  
[摘 要]
外国文学研究必然也必须有研究者的本土视角。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可缺少中国视角。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是中国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出的中国贡献。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大国,中国文化在外传中对国外思想界包括文学界产生影响,外国文学中不乏中国文化元素,从中国文化视域研究外国文学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应倡导和鼓励的中国视角;中国的文论不仅适用于研究中国文学,对于外国文学研究也具有适用性,应深入挖掘中国的文论资源并大力提倡用中国文论研究外国文学,同时,积极推进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还要以我为主加快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做到“推陈出新”并付诸文学研究实践,从而跻身世界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场。只有坚持中国视角才能克服我们在世界上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失语症”,才能不惟西方研究是瞻,才能通过发出真正的中国声音,贡献中国独特的研究成果,实现在外国文学研究的多极世界建立起中国特有的不可或缺的一极,最终确立中国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重要的世界地位。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中国视角;中国文化视域;中国文论视域
  外国文学研究必然也必须有研究者的本土视角。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可缺少中国视角。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就是中国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发出的中国声音,是对外国文学研究做出的中国贡献。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在西渐中对西方思想界曾产生过一定影响,在特定时期还产生过重大影响,西方文学中不乏中国文化元素;中国的文化也以各种途径传播到其它的东方国家和地区,这些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也有或多或少的中国文化元素,在中国文化视域下研究外国文学应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着力点。整体而论,西方的文学理论统摄当前的文学研究,但中国的文学理论,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要有用武之地,中国的文学理论不仅应该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也应大力引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来;西方文学理论应中国化,同时也要加强我国的文学理论创新并将中国化的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创新的文学理论运用于外国文学研究。在提倡文化相对主义和多极世界的全球化时代,中国视角不仅丰富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还向世界提供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从而构筑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推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走向世界,并最终以中国自己独特的声音在世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确立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中国文化视域下外国文学研究
  学术界常谈西学东渐,东学西渐同样值得重视。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文学都曾远播海外,而且随着当今更加便捷和高效的传播手段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呈几何级数增长,加之中外人员日益频繁的往来交流,尤其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更快更深入也更广泛。中国文化不仅对传入国的文化和思想领域产生影响,甚至有的还影响到了传入国的日常生活领域。由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外国文学作品中不乏中国文化元素,从中国文化视角研究外国文学是中国研究者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可以挖掘的又一处园地,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应该做也是值得做的中国特有的贡献。
   二、中国文论视域下外国文学研究
  刘若愚先生不满于西方学者研究文学固守西方文学理论而以英文著《中国文学理论》,寄望打破西方文学理论在西方一统文学研究天下的局面。在西方,不仅研究西方文学用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东方文学也差不多靠清一色的西方文学理论。在东方各国,尽管对本国文学的研究有些是用本国文学理论进行的,但这种研究比较少,而外国文学研究基本上由西方文学理论主宰。在我国的文学研究界,虽然情况略好一些,但在外国文学研究上西方文学理论仍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西方文学理论主导文学研究是不争的现实,但从另一方面却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既然研究东方文学可以用西方文学理论,研究西方文学为什么不可以用东方文学理论?用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不仅合理可行,而且很有必要。
  不可否认,文学具有地域性、民族性与文化性,但文学也有全人类的共性内容,承载着人们共有的喜怒哀乐怨等情感,在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都有着共同或类似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有着人类共同的或接近的对真善美的追求,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因此,文学虽然因国别而有异,但有着共同的内核,文学中共有的内核正是东西方文学理论都可以适用的研究场域,也就是说,东西方文学中的共有内核既可以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也可以用东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不仅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理论有着学理上充分的合法性和可行性,而且应大力倡导在中国之外也要有意识大胆地运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这不仅是中国走向世界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发出中国声音的需要,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寻求理解与共识的需要。不仅中西文学有通约性,中西文学理论也存在着通约性,亦即“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序。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文学创作家还是理论批评家,都不可回避地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诗学理论问题”,都在探讨文心和诗艺,即都在探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正如汪洪章所言,虽然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流派众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派,“文心”派与“雕龙”派。前者注重探寻文学意义,现象学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属于“文心”派,后者注重对文学的形式研究,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属于“雕龙”派。由此可以断言,不仅中西文学有着很大程度的同质性,中西文论也有着较大程度的同质性,这不仅为各自的文学以彼此的文学理论交互阐释提供了可能,也激发人们尝试创建一种“共同诗学”或曰“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建立“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因为太过艰巨或许只能成为美好的愿景,但这无疑昭示中西文学以中西文学理论交互研究的广阔空间,中国文学理论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自然有着巨大的潜力和无限的运用前景。
  三、外国文学研究中国视角展望
  虽然中国现在还落后于西方,但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安田朴所言,“大约14—16世纪之前,也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前,中国文明非但不比欧洲文明逊色,反而还要先进得多”。正因为中国曾有过的辉煌文明史和对世界的特殊贡献,时至今日中华文化仍受西方推崇:“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的文化作出过自己的巨大贡献,以至于今天的西方文明中仍有借鉴华夏古老文化的成分”。其实,何止西方文明中仍有借鉴中国文化的成分,东方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邻国何尝不是如此?正因为此,现当代域外文学也就难免蕴藉中国文化成分,从中国文化视域研究现当代外国文学自然也不会枉费工夫,而是有的放矢,会颇有收获。史景迁认为,在中西方文化关系史上有两个时期,即所谓的“文化类同”期和“文化利用”期。他发现在17世纪之前中西方文化各自发展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一书以中西文学作品为例考察了同时代作品的相似性,而自17世纪之后虽中西交流更加频繁中西文化却分道扬镳各自分化,中西文化开始进入互相利用期,中国文化成为西方解决自身问题之器,为西方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某种出路或退路:“对于那些身怀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或退路”。虽然西方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19世纪末尼采的一声呐喊“上帝死了”宣告了西方的信仰危机,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de 《西方的没落》则宣判了西方文明必将衰败的历史宿命,西方的思想界开始将目光移向东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古老文化便被视作为西方纠偏除弊的良方。自20世纪开始,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又开始多起来,“西方试图对中国的‘研究’来表达西方民族的迷惘,以期‘利用中国’服务于西方”。于是,中国的儒释道便成了西方思想界包括文学界关注的对象,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再次进入到了20世纪、21世纪的西方知识界视线并被吸纳入西方的思想与文化著述中,包括西方的文学中,这一时期西方文学负载着一定分量的中国文化元素,而且由于西方现当代知识界,包括文学界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东方国家思想界,包括文学界也深受影响,中国文化成分在过去的东方文学中有分布,此时不会也没有缺席。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还有待深耕细梳,有的还未曾拓垦,从中国文化视域对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进行研究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这无疑预示着此研究的光明未来。
  参考文献/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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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红,王镇富.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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